时代周刊：封面中国（1922～1946）
本报记者 马虹

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封面中国》一书，以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为线索，勾勒了1923年至1946年的中国历史，在阅读界轰动一时，赞誉鹊起。
   1923年，第一个登上《时代》封面的中国人是吴佩孚。吴佩孚反对在《巴黎和约》上签字，支持五四运动，“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，还精通文化、科学和文学”，并且颇具开放意识，近五十岁了居然开始在清晨学习英语，实令人刮目相看。不仅如此，抗日战争中，吴佩孚表现得极有民族气节，最后暴毙于日医手下，被陪都的报纸誉为“中国军人的典范”；当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，也公开表示吴佩孚颇有些为人称道之处。
　　类似的情况还有长期盘踞东北的张作霖，他的确反共、独裁，“但盖棺论定，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”，他“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”，在“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”，“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”。由于张作霖始终拒绝执行所谓“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、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”部分，成为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，日本关东军1928年6月4日制造了“皇姑屯事件”，将张作霖炸死。
　　另一位军阀“山西王”阎锡山，登上了1930年5月19日的《时代》封面。这期《时代》上说阎锡山“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，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”，“他的嗜好不是女人、酒、鸦片，甚至也不是金钱，而是优质的道路、纺织、防御部队、维持秩序的警察，发展优良的牛、马、耕具、家禽、肥料——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”。
　　人物的命运是通过事件来展现的，本书以《时代》封面人物为线索，勾勒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，这些事件的原委，与一般的认知也是大相径庭。
　  1931年至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，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。令东北军“不抵抗”的问题，书中引用了张学良本人1990年接受日本ＮＨＫ电视台采访时的原话：“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，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，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……我对‘九一八’事变判断错误了。”“我不能把‘九一八’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御给国民政府，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，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。”
　　 实际上，自1935年冬天开始，国民党先由宋子文，后由陈立夫主持，寻求和中共的联系，当然，这样的举动当时不可能为外界所知。“1936年2月，蒋介石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谈，国共自1927年决裂近10年后恢复接触。”1936年11月9日的《时代》上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况：“蒋委员长越是成功地统一中国，购买美国战斗机，悄悄地修筑战壕，日本的战争机器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。”后来的历史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，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爆发了。本书中的描述，对于人们重新认识西安事变的价值，大有裨益。
　　《封面中国》李辉著／东方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1版／38元